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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转)毛泽东对西藏平叛及国际反响的讲话酣畅淋漓

作者:杨老师 来自:杨老师在线 时间:2009-4-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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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: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

 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,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,不同情多数人,一百个人里头,同情几个人,就是那些叛乱分子,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。

  在外国,有那么一些人,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,顶多三四万人。西藏本部(只讲昌都、前藏、后藏这三个区域)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。一百二十万人,用减法去掉几万人,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,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。我们则相反,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,而不同情那少数人。

 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?就是剥削、压迫分子。讲贵族,班禅[2]和阿沛[3]两位也算贵族,但是贵族有两种,一种是进步的贵族,一种是反动的贵族,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。进步分子主张改革,旧制度不要了,舍掉它算了。旧制度不好,对西藏人民不利,一不人兴,二不财旺。西藏地方大,现在人口太少了,要发展起来。这个事情,我跟达赖[4]讲过。我说,你们要发展人口。我还说,你们的佛教,就是喇嘛教,我是不信的,我赞成你们信。但是,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?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,有八万喇嘛,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,一不生产物质,二不生产人。你看,就神职人员来说,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,回教是允许结婚的,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。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,不生产人。同时,喇嘛要从事生产,搞农业,搞工业,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。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、永远信佛教吗?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,但是你们要信,那有什么办法!我们是毫无办法的,信不信宗教,只能各人自己决定。

  至于贵族,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,以及还不那么革命、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,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?我个人的意见是:对于他们的土地、他们的庄园,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,即实行赎买政策,使他们不吃亏。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,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,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,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?

  我看,西藏的农奴制度,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,说奴隶不是奴隶,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,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。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,每天都觉得要地震,何不舍掉算了,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,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,那一点土地不要了,送给农民。但是吃什么呢?我看,对革命的贵族,革命的庄园主,还有中间派的贵族,中间派的庄园主,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,就用赎买政策。我跟大家商量一下,看是不是可以。现在是平叛,还谈不上改革,将来改革的时候,凡是革命的贵族,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,总而言之,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,我们不使他吃亏,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。并且,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。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。几年定息[5]过后,你得包下去,你得给他工作,你得给他薪水,你得给他就业,一辈子都包下去。这样一来,农民(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)得到了土地,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,仇恨就逐渐解开了。

 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,讲了一篇,它说,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,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。说我们打了大败仗,谁人打了大胜仗呢?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。只有人打了大败仗,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,哪有那种事?你们讲,究竟胜负如何?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,那末,谁人打了大胜仗呢?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?我看也很难说。他打了大胜仗,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,如丧考妣呢?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?

  还有个美国人,名字叫艾尔索普,写专栏文章的。他隔那么远,认真地写一篇文章,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,而这二十万军队,每天要一万吨物资,不可能运这么多去,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,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。因此,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。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?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。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,没有亲临其境,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,是不会知道的。我这里回答: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,只要五万军队,二十万的四分之一。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(包括干部)在那里,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,剩下一万多。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,六年以后,如果还不赞成,我们还可以推迟,是这样讲的[6]。你们晓得,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,而是三百万人。刚才讲的西藏本部(昌都、前藏、后藏)是一百二十万人,其他在哪里呢?主要是在四川西部,就是原来西康[7]区域,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、松潘、阿坝那些地方。这些地方藏族最多。

  第二是青海,有五十万人。第三是甘肃南部。第四是云南西北部。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。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,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,听了一点风,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,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。现在青海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,人民武装起来了。藏人扛起枪来,组织自卫武装,非常勇敢。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,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?你讲复杂,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。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,跑到西藏去了。他们跑到那里,奸淫虏掠,抢得一塌糊涂。他要吃饭,就得抢,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。原西康跑去的,青海跑去的,有一万多人。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?要吃,从哪里来呢?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,从去年七月算起,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。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,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。比如在日喀则,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,江孜也收缴了,亚东也收缴了。收缴了枪的地方,群众非常高兴。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:第一是怕他那个印,就是怕那个图章;第二是怕他那个枪;第三,还有一条法鞭,老百姓很怕。把这三者一收,群众皆大欢喜,非常高兴,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。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。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,硬是抽筋,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,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。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,不需要二十万军队,只需要五万军队,可以灭得干干净净。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?不是。所谓灭掉,并不是把他们杀掉,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,包括反动派,比如索康

 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。此人在台湾,名为胡适[9]。他讲,据他看,这个“革命军”(就是叛乱分子)灭不了。他说,他是徽州人,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,占领了安徽,但是没有去徽州。什么道理呢?徽州山太多了,地形复杂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,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?我说,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,他那个“大胆假设”是危险的。他大胆假设,他推理,说徽州山小,日本人尚且不敢去,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、高得多,共产党难道敢去吗?因此结论:共产党一定不敢去,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。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,我看他是要输的,他并不“小心求证”,只有“大胆假设”。

  有些人,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,又不同一点,他们有两面性。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,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,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,他们同情叛乱分子。另一方面,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,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,没有战争,同时,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,花已经落去了。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[10],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,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,是中国的领土。他们留了一手,不做绝。英国人最鬼,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,工党议员这个一问,那个一问,他总是一问三不知,说:没有消息,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,在那里没有人员,因此我无可奉告。老是这么讲。他还说,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,看他怎么样,我们才说话。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,看他说什么话。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,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,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[11]。这次人民代表大会,周总理的报告[12]里头要讲这件事。我们希望达赖回来,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,而且要选达赖。他是个年轻人,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。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,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,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,世界会怎么样呀?要变的。那个时候,我相信他会回来的。他五十九年不回来,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。那时候世界都变了。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,生于斯,长于斯,现在到外国,仰人鼻息,几根枪都缴了。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,不做绝了。

 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。如果他愿意回国,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,我们希望他回国。但是,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。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。同时,他本人那个情绪,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,而班禅是要回来的。那时,总理劝解,可能还有尼赫鲁[13]劝解,与其不回不如回。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: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?不过是当一个寓公,就在那里吃饭,脱离群众,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。现在,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。说他要改革,站在人民这方面,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,看来不是的。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?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,也许不要六十年。而现在看来,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。他如果是想回来,明天回来都可以,但是他得进行改革,得平息叛乱,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。看来,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。但是,我们文章不做绝了。

 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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